无处流放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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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在某一时间里，想念一段时光的掌纹；躲在某一地点，想念让我魂牵梦萦的人。题记

雨，压抑，窒息，噬啮的小虫在心底潜伏。

爱和爱过，演变成时间的交错；相遇和道别，褪色成灰色地带；熟悉和陌生，是萌芽却不得不扼杀的感情。

爱你却不能说，沉默是寂寞的颜色，在独角戏里，我空吟离歌。

隐秘的情愫霉变，纠结的感情凌乱、荒芜、蔓延，面具强装欢笑，背后是撕心裂肺，多么疼痛又压抑的感情，失去了自我，时而鄙夷，时而无措，孤零若惊鸿，彷徨似螟鸦。

明明刻意出现在你面前，却不得不假装擦肩。你是否读懂年轻瞳仁里躲闪和慌乱的幸福？

灵魂深处的爱在肆意生长，带着钻心的痛楚，自由与伦理的冲突，社会和自我的悖伦，礼教和意愿的对峙，蛰伏的心束缚，不得阳光的滋润，在黑暗里枯萎，童稚的想法在现实里沉沦，孤寂无以诉之的话，发酵成愤怒的利刃，刺锥着精神世界，颠覆和质问着自我，这样决然的行径在短暂的快乐里显得如此唐突。

黑夜里，可以不必伪装，想你的快乐有了轻盈的翅膀，暗恋的心跳，随脉搏舒张。我守望着你的背影，就像守护着自己晶莹剔透、情窦初开的梦。

爱情使人变得美好，也使人变得神经质，面对着时刻被发现的惊惶，考虑那么多人的幸福，却让自己退到幸福边缘，在孤岛绝处逢生，却又孑然一身，我不快乐，因为一份沉甸的爱，我感觉到了灵魂无助的啜泣却无能为力。行尸走肉的躯壳没有灵魂的依附，如此苍白无力。

我不能说，怕这份潜伏的情感说出是个错，演变成你的祸，你不懂得沉默，是无言的歌，＂爱在心头口难开＂泛滥成河！

看得见的在乎，伪装的幸福，背叛与忠贞，感性和理性，在做着挣扎和撕咬。简单而纯粹的生活只是肥皂泡的幻影，梦幻唯美，适合慰藉无处安放的青春，适合栖息麻痹的感性思维，适合堂而皇之布告快乐的假象。

我在构筑的情感城堡里，迷路了，时间错了，空间错了，距离错了，场景错了，唯有主角对了，这迷宫般的劫数，该如何下一场青春的赌注，义无反顾？

我以为是风，吹动着狂乱的心把悲伤写成了想你时的歌。

开在墙上的爱情，是不是像塑料的花，开出没有颜色的梦？绽放没有芳香的冷？我是不是匆匆路过的风景，在你眼神中仅是惊鸿一瞥，或是在匆忙的行程邂逅的转瞬即逝的流星？黯淡的点缀不曾亮丽的生命？漂泊的影踪如浮萍，流浪的脚步似疾风。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都在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凋零成残红的孤寂中叹息秋风，索取温暖，收获冷暖自知的感动？我在构筑的城堡里想象你给予的温暖和爱，在空白的时空温习拥抱，在你不曾联络的间隔熟悉有关你的点滴。

远远的看着你忙碌，静静的不干扰你的生活，轻轻的储存有关你的回忆。我的爱在安静的呼吸虽然我安之若素，佯装和你保持距离，但我做不到演员的啼笑皆非，喜怒无常，演技娴熟。

我只是偷窥幸福的孩子，触摸不到的爱在稀薄的空气里氤氲，我努力屏住呼吸，仰望天空，让眼眶打转的泪回流，寂寞成烟花逝去的冷。

因为爱的尊严，我选择放弃；因为爱的无奈，我选择离去。你的名字就是我的紧箍咒，时而引起我心底痉挛的疼痛。

距离瓦解思念，时间搁浅情愫。琐碎的记忆，淡淡的思念，孤单风干成鹅黄的信笺，沙漏研碾你不曾给过的温暖。转眼亦是沧海桑田，你是云水禅间的梦幻。

也许一个人久了会上瘾，习惯性去看水中生成的倒影，听着典雅的音乐，痛饮着寂寞的哀伤，任凭夜的孤独湿浸梦的清冷。不是我高傲的独处，而是有一个词是宁缺毋滥，遇见你了，怎么还能邂逅他人？

爱那么短，遗忘那么长，让我如何书写离殇？

时光，苍白了等待；而你，荒芜了爱。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我的爱在魑魅的映照下，麻醉。

我漂泊的感情在流浪，把你藏在最柔软的心房，就让这份爱深藏心底吧！我把自己隐形了，演绎成你的守望者。豆蔻左岸是思念，右岸是隔岸观火的殇，灼热眼眶。

躲在某一时间，思念某一时光的指纹；躲在某一地点，思念让我魂牵梦萦的人

延伸阅读

《流放者的土地》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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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者的土地

余秋雨

一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还刚刚开旺，大路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的瓜地里一个个捧出来往上面堆。停车一问价钱，大吃一惊，才八分钱一斤。买了一大堆搬到车上，先切开一个在路边啃起来。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以往在江南西瓜下市季节，总有一批北方瓜来收场，那些瓜吃起来又粗又淡，很为江南人所鄙视，我还曾为此可怜过北方的朋友。北方的朋友辩解说，那是由于要长途运输，老早摘下一些根本没熟的瓜在车皮和仓库里慢慢蹲熟的，代表不了北方瓜。今天我才真正信了，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起眼前的土地。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蓝天白云下面全是植物，有庄稼，也有自生自灭的花草。与大西北相比，这里一点也不荒瘠，但与江南相比，这里似乎又缺少了那些温馨而精致的曲曲弯弯，透着点儿苍凉和浩茫。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么？

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

我是在很多年前读鲁迅论及清代文字狱的文章时首次看到这个地名的，因为它与狞厉的政治迫害和惨烈的人生遭遇连在一起，使我忍不住抬起头来遥想它的地理形貌。后来我本人不知为什么对文字狱的史料也越来越重视起来，因而这个地名便成了我阅读中的常见词汇。近年来喜欢读一些地域文化的著作，在拜读谢国桢先生写于半个世纪前的《清初东北流人考》和李兴盛先生两年前出版的《东北流人史》①时更是反复与它打交道了。今天，我居然真的踏到了这块著名的土地上面，而它首先给我的居然是甘甜！

有那么多的朝廷在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堕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恶梦，把那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清代统治者特别喜欢流放江南人，因此这块土地与我的出身地和谋生地也有着很深的缘分。几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但云还是这样的云，天还是这样的天。

地可不是这样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当时另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名，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怎么会这样？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今天我的出发地和目的地都很漂亮，想想吧，牡丹江、镜泊湖，连名字也已经美不胜收了，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却是这半道上的流放地。由它，又联想到东北其他几个著名的流放地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辽宁开原县（即当时的尚阳堡）以及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等处，我，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太舒服的部位了。

二

中国古代列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笞、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受足了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阙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努力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以替代一切世俗词汇呢，简直雅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扒下裤子，一五一十打将起来。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文武百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用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一言不合，请亮出尊臀。与此间风景相比，著书立说、砌磋研讨，实在成了一种可笑的存在。中国社会总是不讲道理，也不要道理，便与此有关。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皇帝如何杀戮一个在圆明园试图向他动刀的厨师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那一大套款式，绝对只有那些彻底丢弃了人性却又保持着充分想象力的人才能设计得出来。以我看来他们的设计原则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都成了痛苦的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个人。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办法，是人类从猿猴变过来之后几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幸好中国的皇帝在这方面都没有神经脆弱的毛病，他们总是玩牌一样掂量着各种死法，有时突然想起犯人战功赫赫或学富五车，会特别开恩换一种等级略低一点的死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将死的犯人会衷心地叩谢皇恩浩荡，而且皇帝自己也觉得仁慈过人、宅心宽厚。皇帝的这个习惯倒是成了中国的社会惯例，许多笑容可掬的方案权衡，常常以总体性的残忍为前提。残忍成了一种广泛传染的历史病菌和社会病菌，动不动就采取极端措施，驱逐了人道、公德、信义、宽容、和平。

现在可以回到流放上来了。说过了杀的花样，流放确实成了一种极为仁厚的惩罚，但实际上对承受者来说，杀起来再慢也总不会拖延太久，而流放却是一种长时间的可怖折磨。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首先让人受不了的事实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庭都已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从孩子开始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我现在随手翻开桌上的史料就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但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由此，一路上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p#分页标题#e#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春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在这些可怜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啊。诗句或许会有些夸张，但当时中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是确实的。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的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１５０万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会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那些远亲，可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划才能勉强理清，现在却一古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树上的叶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立的个体意识呢？我们以往不也见过很多心底里很明白而行动却极其窝囊的人物吗？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和个性来了，但皱眉一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朝廷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片表面上看起来碧绿葱茏的死林，株连的目的正在这里。

我常常设想，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自己而罹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作何等样的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作什么反应？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但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许要解释一下案情，而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的倒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罪犯，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犯；还有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勾心斗角的失败者，他们大体也说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其中有些人的经历也很有历史意味，但至少我今天在写这篇文章时对他们兴趣不大。最说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一夜之间成了犯人，竟然福大命大没被砍头，与一大群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他们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的仕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的是考上举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吧，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落第考生的这些道听途说被一位官员听到了，就到顺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顺治皇帝闻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把那位考生方章钺捉来严审。这位安徽考生的父亲叫方拱干，也在朝中做着官，上奏说我们家从来没有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之说是误传，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几届也考过，朝廷可以调查。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烦的是皇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革职了，如果真的没有联过宗，皇帝的脸往哪儿搁？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有理由不联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一横，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自革了职，那就干脆处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没话说了；至于考生方章钺，朝廷不承认他是举人，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做点姿态，没想到皇帝的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还有他们领导的其他所有试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的妻子女儿一概做奴隶。听说已经死了一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幸运，但他的家产也要没收，他的妻子女儿也要去做奴隶。还有，就让那个安徽考生不做举人算啦？不行，把八个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们的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宁古塔！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不就是仅仅一位考生可能与主考官有点沾亲带故的嫌疑吗？他父亲出来已经把嫌疑排除了，但结果还是如此惨烈，而且牵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能代表朝廷来考试江南仕子的考官，无论是学问、社会知名度还是朝廷对他们信任的程度本来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了其中一个人有那么一丁点儿已经排除了的嫌疑，二十个全部杀掉，一个不留。而且他们和考生的家属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的来龙去脉说得稍稍清楚一点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杀、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连基本原因也一无所知。但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斑，去东北的路上也已经浩浩荡荡。这些考生的家属在跋涉长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的那二十来个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临死前也没吭声，要我冒出来喊冤干啥？充什么英雄？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的冤屈和灾难时的精神卫护逻辑。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没有什么好问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且看历来流离失所的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发的理由？算啦，低头干活吧，能这样不错啦。#p#分页标题#e#

三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个关口渡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到了这个时候，本来经常会嘲笑知识分子几句的其他流放者不得不收敛了，他们开始对这些喜欢长吁短叹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最初撞击的信号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澎在去东北的路上看见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题有其他不少流放者的诗，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与他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澎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澎说得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文士集中在一起了，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交流的旗幡。

丁澎被流放的时候，他的朋友张缙彦曾来送行，没想到三年以后张缙彦也被流放，戍所很远，要经过丁澎的流放地，两人见面感慨万千，唏嘘一阵之后，互相能够赠送的东西仍然只有诗。丁澎送张缙彦的诗很能代表流放者的普遍心理：老去悲长剑，胡为独远征？半生戎马换，片语玉关行！乱石冲云走，飞沙撼碛鸣。万方新雨露，吹不到边城。（《送张坦公方伯出塞》）丁澎早流放几年，因此他有资格叮嘱张缙彦：愁剧须凭酒，时危莫论文。

时危莫论文并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处如此危境不要再按照原先文绉绉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了。用吴伟业赠吴兆骞的诗句来表述，文人面对流放，产生的总体感受应该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的价值坐标轰毁了，连一些本来确定无疑的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乱，这对许多文人来说都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有一些文人，刚流放时还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圣主来平反昭雪；有的则希望有人能用儒家的人伦道德标准来重新审理他们身陷的冤屈，哪怕自己死后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两句公道话也好。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们，浩浩的北国寒风嘲笑着他们，文天祥虽然写过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如此暧昧不清。

到东北的流放者一般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张邵曾被金人流放到黑龙江的事迹。洪皓和张邵算得为大宋朝廷争气的了，在拣野菜充饥、拾马粪取暖的情况下还凛然不屈。一次一位比较友好的女真贵族与洪皓谈话，谈着谈着就争论起来了，女真贵族生气地说：你到现在还这么口硬，你以为我不能杀你么？洪皓回答：我是可以死了，但这样你们就会蒙上一个斩杀来使的恶名，恐怕不大好。离这里三十里地有个叫莲花泺的地方，不如我们一起乘舟去游玩，你顺便把我推下水，就说我是自己失足，岂不两全其美？他的这种从容态度，把女真贵族都给镇住了。后来金兵占领了淮北，宣布说只要是淮北籍的宋朝官员都可回家了，不少被流放的宋朝官员纷纷伪称自己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独洪皓和张邵明确说自己是江南人，因此一直在东北流放到宋、金和议达成之后才回来。完全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人在东北为宋廷受苦受难十余年，回来却立即遭受贬斥，洪皓被秦桧贬离朝廷，张邵也被弹劾为奉使无成而远放，两人都很快死在颠沛流离的长途中。倒是金人非常尊敬这两位与他们作对的使者，每次有人来宋廷总要打听他们的消息，甚至对他们的子女也倍加怜惜。这种事例，很使后代到东北的流放者们深思。既然朝廷对自己的使者都是这副模样，那它真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我们过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真是那样有价值吗？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东北流放地出现了一个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效忠的对象，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消解了，消解在朔北的风雪中，消解在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里。

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亲。（戴梓）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夺，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衤因〕、魏〔王官〕、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以这些人为骨干，函可还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是不是这些昔日官吏现都卷入到函可的反清思潮中来了呢？并不是。他们相交只是以节义文章相慕重，这里所说的节义又不具备寻常所指的国家民族意义，而仅仅是个人人品。其实个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来的政治规范修饰或扭曲。在这一点上，中国历来对大节、小节的划分常常是颠倒的。函可的那些朋友在个人人品上确实都是很值得敬重的，李〔衤因〕获罪是因为上谏朝廷，指陈当时的一个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王官〕因上疏主张一个犯人的妻子应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大汉奸吴三桂骄横不法总之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现在他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但善良和正直却剥夺不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函可与他们结社是在顺治七年，那个时候，江南很多知识分子还在以仕清为耻，而照我们今天某些理论家的分析，他们这些官吏之所以给清廷提意见也是为了清廷的长远利益，不值得半点同情，但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的心态发现了他们的善良与正直，然后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来尊重。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遭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出身于上海松江县的学者艺术家杨〔王宣〕是一个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获罪，直到七十多岁还在东北旷野上挣扎的可怜人，但由于有了朋友，他眼中的流放地也不无美色了。他的一首《谪居柬友》最能表达这种心情：同是天涯万里身，相依萍梗即为邻。闲骑蹇卫频来往，小擘霜鳌忘主宾。明月满庭凉似水，绿莎三径软于茵。生经多难情愈好，未觉人间古道沦。生经多难情愈好，这实在是灾难给人的最大恩惠。与东北大地上的朋友相比，原先在上海、在北京的朋友都算不上朋友了，靠着亲族关系和同僚关系所挤压出来的笑容和礼数突然显得那样勉强，丰厚的礼品和华瞻的语句也变得非常苍白。列宁主义惟独这儿，〔原文如此－－输入者注〕什么前后左右的关系也不靠，就靠着赤条条的自己寻找可以生死以之的知己好友，()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么？#p#分页标题#e#

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

除了同在流放地的文士间的友谊之外，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也会显出一种特殊的重量，因为在株连之风极盛的时代，与流放者保持友谊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而且地处遥远，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要维系友谊又极为艰难。因此，流放者们在饱受世态炎凉之后完全可以凭借往昔的友谊在流放后的维持程度来重新评验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时，浙江人骆长官被流放到黑龙江，他的朋友孙子耕竟一路相伴，一直从杭州送到黑龙江。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蔡毓荣获罪流放黑龙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仅一路护送，而且陪着蔡毓荣在黑龙江住了两年多才返回江南。专程到东北探望朋友的人也有不少，例如康熙年间的流放者傅作楫看到老友吴青霞不远千里前来探望，曾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感受：浓阴落尽有高柯，昨日流莺在何处？友情，经过再选择而显得单纯和牢固了。

让我特别倾心的是康熙年间顾贞观把自己的老友吴兆骞从东北流放地救出来的那番苦功夫。顾贞观知道老友在边荒时间已经很长，吃足了各种苦头，很想晚年能赎回来让他过几天安定日子。他有决心叩拜座座侯门来赎金集资，但这事不能光靠钱，还要让当朝最有权威的人点头，向皇帝说项才是啊。他好不容易结识了当朝太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是一个人品和文品都不错的人，也乐于帮助朋友，但对顾贞观提出的这个要求却觉得事关重大，难于点头。顾贞观没有办法，只得拿出他为思念吴兆骞而写的词作《金缕曲》两首给纳兰容若看，因为那两首词表达了一种人间至情，应该比什么都能说服纳兰容若。两首词的全文是这样的：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潺〔亻愁〕。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不知读者诸君读了这两首词作何感想，反正纳兰容若当时刚一读完就声泪俱下，对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今后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在欢迎他的宴会上，有一位朋友写诗道：廿年词赋穷边老，万里冰霜匹马还。是啊，这么多年也只是他一个人回来，但这一万里归来的匹马，真把人间友谊的力量负载足了。

还有一个人也是靠朋友，而且是靠同样在流放的朋友的帮助，偷偷逃走的，他就是浙江萧山人李兼汝。这个人本来就最喜欢交朋友，据说不管是谁只要深夜叩门他一定要留宿，客人有什么困难他总是倾囊相助。他被流放后，一直靠一起流放的朋友杨越照顾他，后来他年老体衰，实在想离开那个地方，杨越便想了一个办法，让他躲在一个大瓮里由牛车拉出去，杨越从头至尾操作此事，直到最后到了外面把他从大瓮里拉出来挥泪作别，自己再回来继续流放。这件事的真相，后来在流放者中悄悄传开来了，大家十分钦佩杨越，只要他有什么义举都一起出力相助，以不参与为耻。在这个意义上，灾难确实能净化人，而且能净化好多人。

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深刻关联吧。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四

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基本的劳役是要负担的，但东北的气候使得一年中有很长时间完全无法进行野外作业，而且管理者也有松有紧，有些属于株连而来的对象或随家长而来的儿孙一辈往往有一点儿自由，有的时候、有的地方，甚至整个流放都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这就使得流放者总的说来还是有不少空余时间的，需要自己找活干。一般劳动者找活不难，文人则又一次陷入了深思。

我，总要做一点别人不能代替的事情吧？总要有一些高于拣野菜、拾马粪、烧石灰、烧炭的行为吧？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我们，既然凭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须进一步寻找到合适的行为方式而成为实践着、行动着的文化群落，只有这样，才能求得灵魂的安定。这是一种回归，大多数流放者没有吴兆骞、李兼汝那样的福气而回归南方，他们只能依靠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回归，而实际上这样的回归更其重要。吴兆骞南归后三年即贫病而死，只活了五十四岁，李兼汝因偷偷摸摸逃回去的，到了南方东藏西藏，也只活了三年。留在东北的流放者们却从文化的路途上回了家，有的竟然很长寿。

比较常见的是教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的桦树皮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大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一位佛学家当然就利用一切机会传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传播南方的农耕技术，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的掘地为屋，又让流放者随身带的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的市场意识，同时又进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这块土地走向了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把东北这一在以往史册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并把考察结果以多种方式留诸文字，至今仍为一切进行地域文化研究的专家们所宝爱。例如方拱干所著《宁古塔志》、吴振臣所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所著《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龙江纪事》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些著作（有的是诗集）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p#分页标题#e#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还缺乏实证意识。这些流放者却在艰难困苦之中齐心协力地克服了这种弊端，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让人惊喜的一页。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在这整个过程中，有几个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给东北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别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吕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干、方孝标家族以及浙江的杨越、杨宾父子等。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东北的吕留良（即吕用晦）家族的贡献：吕氏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用夏变夷之功亦着矣。说到方家，章太炎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方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太炎文录续编》）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太炎先生的这种说法史实可能有所误，评价可能略嫌高，但肯定两个家族在东北地区文教上的启蒙之功是完全不错的。

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东北的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他们是流放者，但他们实际上又成了老资格的土著，他们的故乡究竟在何处呢？我提这问题，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对胜利者的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

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不要把视线老是停留在那些边界战役和民族抗争上，停留在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上，那些战争和事件，其实并没有给这块土地带来多少滋养。

五

我希望上面这些叙述不至于构成这样一种误解，以为流放这件事从微观来说造成了许多痛苦，而从宏观来说却并不太坏。

不。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消蚀，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那些卑贱者。但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划分本来就属于术的范畴而无关乎道，也可以说本来就属于高贵的领域之外的存在。

由此我又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多少丰厚的历史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

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地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它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它们在苦难中的高贵。

无处告别

情感在文章中总是美好的，情感这件事我们永远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什么样的情感美文才称得上质量高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无处告别，欢迎阅读与收藏。

这一别，天涯远去，这一别，后会无期，这一别，陌路相随。

原来，我们就这样在人海中走散了......

剪影的时光将岁月搁浅，不知该随风往哪个方向飘；颔首驻足在这座陌生的城市中，渐渐有股凉意涌入心间。也许，是该告别了吧。

带着淡淡的忧伤，停留在灯红酒绿的路口，行至今日，是否应该道一声珍重，抑或是念一句再见？

我想，再多的借口，也只是欺人，若是如此，又能告别予谁？

放眼望去，清晰的看到行色匆匆的人群，穿过层层护拦，直奔向往的路线，那时的自己，多么羡

慕如此洒脱的人生。

终究，是我的冷漠，弹走身上的尘埃，连同你的怜惜，一起湮灭在我的世界之外。

人生若只如初见，想必，也不会有告别的这一天，然而，于我而言，在猜想的是别后重聚的那份

坦然和从容。

这一别，天涯远去，这一别，陌路相随。

请陪伴他，流放的老国王

总是会有很多的文章去描述情感，而每个人对情感的看法的都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情感美文才称得上质量高呢？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请陪伴他，流放的老国王，欢迎阅读与收藏。

周六，一位朋友讲述了父亲这两年的改变：他声称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不能去银行，不能去超市，不能去菜市场，一切都推给同样过了80岁的老伴料理；他没完没了地看电视，卸掉了身上的一切责任，似乎还对此相当满意。

他的消极、倦怠，常把朋友的母亲惹哭。这位老太太，以前连皮鞋都由丈夫来擦，连茶水都由丈夫来泡，相濡以沫了一辈子，却在晚年遇见丈夫性情大改。如今，眼前这自私自利撂挑子的家伙，还是她结婚快60年的丈夫么？她简直觉得他的灵魂已被掉包。她磨破了嘴皮，要求老头子“积极地生活，走出去跟人交流”，“把生活能力重新捡起来，减轻孩子们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帮助我，如果咱俩还不想住养老院的话”。朋友的父亲却像个孩子一样任性表态：“搬去养老院多好，那样咱俩都不用管事了。”老太太为之气结：“我可不想像你一样，迅速退化成别人的累赘！”

一向温和镇定的朋友，在我面前刷刷地流下泪来———她和家人都没有料到，父亲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他的各种不可理喻的行为，包括把袜子塞进冰箱里，把擦脸油放进微波炉；忘了在烧水壶里加水就插上电干烧；不肯洗澡，拒绝理发，去了超市在外面转悠几小时找不到回家的路……在诊断结果出来后都有了解释。

这一结果让全家人都十分难受。朋友记起自己站在母亲的立场上对父亲的严厉指责，记起他们带他出去吃饭，强迫他点菜与算账；记得他们强迫他打太极拳，嘲笑他从前衣冠楚楚，现在邋遢到连球鞋也穿反……他们绝没想到他退化得这样快，是因为大脑的严重病变。父亲感到自己已被完全击败了，为了避免出丑，他不得不持那种放弃的态度，只为维护自己残存的自尊。而孩子们的逼迫，更加重了他的挫败感。

“现在，我该怎样与日益陌生的父亲相处？”欧洲人有谚语说，每个老父母都是我们潜在的屋顶。他们的离去，就是我们被掀掉屋顶坐在废墟中———现在，朋友的父亲还健在，而她的屋顶似乎已被掀去。

我建议她去看本书，那是奥地利作家阿尔诺·盖格尔写的，书名叫《流放的老国王》。

阿尔诺的父亲出现了一系列老年痴呆的症状：性情孤僻，言行混乱，任性固执，他把儿子唤成自己的兄弟，把兄弟唤成自己的叔父；每到黄昏他都吵着要回家，哪怕他一步也没离开自己家。当家人忍无可忍把他拖到大门口，要他念出自家的門牌号码时，他惊奇地说：“是谁偷了我家的门牌钉在这里？”

应该怎样与这样的老头儿相处？阿尔诺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因为疾病，父亲再也不能从桥那头走到我这里来，因此，我必须走到他那里去。他给父亲起了个绰号叫“流放的老国王”，他据此来解释父亲没完没了的回家欲望，他的不安全感，他认识上的混乱，以及他的茫然无措与孤苦无依。阿尔诺说：但是，作为亲人，我们别忘了被流放的国王，也是国王。

他像老国王忠诚的管家一样侍奉父亲。他与父亲一起唱几十年前的民谣，因为唱歌可以让老年痴呆症患者获得愉悦和安全感；他帮父亲刮胡子，晚上，当父亲要光着脚出门溜达时，他给他套上棉衣和袜子，陪他在院子里走一会儿，再引导父亲回床上去。做这些事令这位作家兼DJ精疲力竭，但偶尔，疾病也会收起利爪，让父亲有清醒慈祥的片刻：他怜悯冒雪赶来的儿子手太冷，紧握他的手帮他暖手；当儿子在膝盖上写东西的时候，父亲会帮他扶着本子；儿子在躺椅上小憩，父亲会在他毫无准备的时候，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柔抚摸他的脸，有时用手心，多数时候用手背。这动作让儿子意识到：“今生再也不会有一刻，比此时与父亲更亲近的了。”

父亲难以治愈的病，像暗房中的显影剂一样，让生命的意义，亲情的意义，清晰地浮现出来。

国王什么时候回家？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要牢记他在被流放的苦痛中，而令他稍感安慰的，唯有家人的爱，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