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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总觉得自己很幸福:人到中年了,每次回家还能喊一声妈。有时候也梦想:母亲父亲活他个十年二十年都不成问题,所以常常忙着自己的事。直到有一次小妹告诉我:咱妈脸上的疤痕有可能是皮肤癌。我心中的梦想动摇了。
今年六月初的一天,小妹到我处说:咱村秃子(我们村医生的小名)告诉咱姨,咱姨告诉我说,咱妈脸上的疤痕是皮肤癌。我听后心里一怔,似乎天要塌下来。送走小妹,我急忙上网查阅有关皮肤癌的症状,越看我越感到害怕:母亲脸上几年来不见好的一个伤疤,我们一直以为是老年斑或者瘊子;母亲是那么的要强,如果她知道了自己的病
丈夫回来,我不由告诉了他。丈夫立马说:这肯定是你们村有小心眼的人眼红你妈的好日子,瞎传谣言。我一方面很想认可丈夫的话,一方面我同丈夫一遍一遍的看资料---长久不愈的疤痕可能是皮肤癌。
六月底的一个周末,我们特地回到老家,陪同母亲父亲出去逛逛,母亲很高兴。我趁着在景区留影的机会,给母亲照了几张特写照片。拿了照片我到县城的专家处咨询。专家说:看病需要病人来,对于这种情况,先切除一部分做个病检,如果为良性,切除就行了;如果恶性,需要进一步治疗。
昨天,我们忙活了一假期的儿子补课,终于抽空看望母亲了。到老家,父亲正在午睡,母亲照例是到村里人家打牌去了。我找到母亲回家的路上,我故作镇定的说:妈,我怎么看你脸上的这个疤有些大了,要不到医院看看?母亲回头看了看我,淡淡的说:我问了秃子,秃子说可能是皮肤癌,不过不动它一般没有事。
临走时,我对母亲说:妈,要不,咱们到县城医院看看。
今天,我们陪同母亲来到了县城中心医院。母亲走在县城医院里,看着医院的建筑和设施,一个劲的称叹。见了医生,医生看了看母亲脸上的疤痕,说这个必须要切除做个病检。母亲一听说要切除,连忙拉着我们说:咱们回家,我先不打动这个,秃子说不动它,或许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没有问题;咱今天不看了,我回去好好再让秃子看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法子;我不想动它,这种病做个手术花一大把钱,到最后还不一定起作用,不看不看,这都几年过来了,不是还好好的。
实在不忍心违背母亲的意愿,只好送母亲回到了老家。
2015,8,27
几天来,心里颇不宁静。
一方面四处里打听,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认识的医生,人家才给我们说实话,母亲的病能治不能治,如果能治,我们花多少钱都值得;如果不能,我实在不忍心看着母亲白白受罪。我们人那好奇怪,到了这时候,常常是不信任医生了,却又离不开他们;我们是多么希望出现一个不说冠冕堂皇的话而是给我们说一句掏心窝子话的好医生。
另一方面,我希望着母亲在不打动疤痕的情况下,说不定这样癌细胞不能扩散,母亲还能好好的呢!说不定母亲的疤痕只是一个疤痕,没有什么大碍!
我不知道母亲的生命还能有多久,我只希望母亲她能快乐的活着,我不想看到母亲因为她的病受着任何的痛苦,我不忍心看到母亲受苦的样子。
蓦然,我的眼里噙满了泪花,心里想到了两句话:一句话是,今年母亲节网上最动人的句子----什么是母爱,三个字,有妈在;另一句话是,宝莲灯插曲的一句娘是我的全部,娘痛苦我就不幸福。
想罢,什么是幸福?三个字有妈在!
2015-8-31
相关知识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母亲18岁和父亲结婚,父亲年长母亲十五岁。
和父亲一样,母亲一家也是因老家闹灾、无法生存而逃荒到了大连。
母亲和父亲是老乡,两人的老家相距十几里地。
母亲天生性格倔强,脾气暴躁。母亲讲,之所以和父亲结婚,是因为我姥爷认为,他家三丫头脾气不好,要是嫁不到好人家,早晚得让人家砸死。我姥爷通过认真、仔细、多方打听后,了解了我父亲一家人的情况,决定将他的三丫头嫁给我父亲。
在我父母结婚的那个年代,儿女的婚事由父母做主,但我母亲并不买账。你说好就好啊,他大我那么多,还不知长个啥样。母亲偷偷地去相看父亲。这老头,岁数大了点,但长得身板健壮,鼻直口方,倒也仪表堂堂。
十八岁的大姑娘结婚了。八抬大轿抬进了门。十八岁的大姑娘成了人家的小媳妇。母亲开始了她新的人生。
你爹家有你奶奶,还有个死了媳妇的大伯头子、带着两个没娘的孩子,你爷爷到大连没多久就得病死了,你爹排行老二,下面还有两个小叔子,母亲向我讲述道。家里你奶奶当家,你大爷和你爹在小坞上班,没了你大娘,我就是大媳妇。早上天不亮就起来推碾子,摊煎饼,侍候你大爷和你爹吃饭,再把饭盒装好。哥俩走了,再侍候你奶奶和那两个没娘的孩子。你三叔身体不好没上班,你四叔跟着日本人学木匠。
日子就这么开始了。我大爷和父亲挣得钱交给我奶奶掌管,我奶奶持家有方,一大家日子过得红火起来,我三叔、四叔也都成了家。
我三叔因身体不好,在家帮着打理家务,家里还有我三婶、四婶。
在我母亲的那个年代,妇女结婚后,很少出去工作,所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已婚女子就是在家侍候老人,养活孩子,整天围着锅台转。母亲可不想整天过这样的日子。过去,家里除了奶奶没有别的女人,但现在有了我三婶、四婶,她想出去工作。
她跟我奶奶说:娘,我想出去干活。
奶奶同意了母亲的要求。
母亲在娘家时,就在日本人开的麻袋公司缝麻袋,现在她又回到了那里,和老姐妹们在了一起,母亲好似笼中的鸟又回到了自由的天空。
我手头快,麻袋缝的多,我可能挣钱呢。我挣得钱除交给你奶奶,我自己留几个,割几尺布,给自己添件新衣裳,再给你姥姥、姥爷买点他们爱吃的。
我能理解母亲的做法。不论什么年代,妇女要想做到男女平等,首先要在经济上独立。
后来,父亲和大爷到葫芦岛干活,母亲跟奶奶说要去葫芦岛看父亲。奶奶说,你就是离不开你男人,愿去去吧。母亲到葫芦岛后,有了我二哥。
二哥出生后,身体总闹病,彻夜哭闹,父亲烦,不怎么回家。我就自己带着你二哥。我就是要叫你爹看看,离开他,我娘俩照样过日子。
再后来,我奶奶带着三叔一家回了老家,留在大连的哥仨各自分家过日子。
1945年,中日战事吃紧,大连市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吃橡子面,屎都拉不出来。母亲讲,你爹中了风,脸肿的变了形,活儿也不能干了,没了生活。你大爷和四叔家日子也不好过。
母亲和父亲商量:逃荒吧。父亲说,上哪儿,兵荒马乱的。上奉天(现在的沈阳),你表叔不在奉天吗?就这样,在1945年的冬天,我父母带着我大哥、二哥、大姐、还有那早年死去的三哥,又一次踏上了他们的逃荒要饭之路。
一路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食不果腹。你爹都不想活了。我说,你不想活,撇下我们娘们们怎么办?就这样,一家人一路要饭到了沈阳。
父亲的表叔没找到,只好白天要饭,晚上住店。父亲去要饭没人给,还放狗咬人。母亲让父亲在店里看孩子,自己带着大哥、二哥去要饭。我敢闯,帮饭店干活,人家看我们娘们们可怜,剩下的饭都让我们带走。回到店里,再把要来的饭热热,让你爹吃,我再喂孩子。
后来,要的钱多了,地面也熟了,母亲找人租了间趴趴房,从店里搬了出来。那房东姓白,赌马的,抽大烟,扎吗啡,人称白吗啡,家里养着三个老婆。后来穷了,两个小老婆也跑了。解放后,白吗啡叫政府给镇压了,那大老婆因一辈子没干过活,断了生活来源。她也不管孩子,没吃的,两个孩子饿的爬到大街上喊饿,我母亲听到,拿点吃的给孩子。母亲劝白吗啡大老婆把孩子让给别人,也好救孩子一命。白吗啡大老婆张口管人要多少钱,人不给,结果活活把两个孩子饿死了。
咱家再穷,也没说饿死人,母亲说。
母亲一辈子生养了十个孩子。其中,四个孩子因病早年夭折,而最叫母亲念念不忘的是我三哥。三哥小名叫连意,人长得十分可爱,又非常懂事,深得父母喜爱。临死前,一个晚上,天下着小雨,他说,娘我要解手,回来后,鞋上粘上了泥,一个五岁的孩子,知道把鞋刷干净了,再上炕睡觉。第二天,发开烧了,被确诊为麻疹,没钱医治病死了。母亲每次讲到这里,总是一脸悲伤。
三哥死后,埋在一个乱坟岗子上,母亲想孩子,天天去哭。那天,我又去哭,天突然就黑了下来,那风刮得摇天摇地,那雨下得瓢浇瓢浇的,两个大野狗瞪着我,把我吓得撒腿就跑啊。从哪以后,母亲再也不敢去了,大病了一场,那头发都粘成了疙瘩。
1957年,四十四岁的母亲生了她一辈子的第十个孩子,那就是我。我出生后,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想把我送人,可我哥哥姐姐不干。一天,母亲把我藏到邻居家,哥哥姐姐见不着我了,就问母亲,母亲说送人了。这下可炸了锅,哥哥姐姐哭着叫母亲把我要回来。母亲笑了,说哄你们呢,赶紧把我抱了回来。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干活利落,心直口快,嗓门大,绝不受屈,你若惹着了她,绝跟你没完。父亲则为人忠厚老实,话语不多,显得沉稳。家里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母亲做主,父亲很少插言。我从没记得父亲打过我,但我母亲就不同了,拿起笤帚就打,直到你求饶为止,但我又不愿求饶,母亲越打越生气,打得更厉害,父亲只好把我抱走,母亲就冲着父亲发火。
1957年,在我出生后不久,因我大哥调到了成都,想家,我家也到了成都。父亲退休后,因是北方人,还想回北方,大哥又通过对调,到了石家庄。父亲去世后,大哥一家因我大嫂是重庆人,又对调到了重庆;而我、我三姐和母亲则留在了石家庄。
我是老生子,母亲也娇惯,而我也粘母亲,打小和母亲一个被窝里睡,直到十五、六了,晚上睡觉还要摸着母亲的奶。母亲总说,都多大了,也不害臊,毛病。后来,我下乡,当兵,才断了这毛病。
1981年,我当兵复员,回到了石家庄。1982年开始谈恋爱,1984年初,我结了婚。婚后,我发现母亲对我的态度变了,经常没事找事,对我发火。我是莫名其妙,不知缘由,心中甚是烦闷。我搞对象时,母亲也不反对,对我爱人也是热情招待,现在是怎么啦?我记得非常清楚,结婚后没几天,我在家亲了一下我妻子,母亲上来就给了我一个嘴巴子,大声喊到:不要脸。我妻子上夜班,下班后想睡觉,老太太就闹动静,不让人睡觉,还说,现在的媳妇可不得了啦,哪有老人呀,就知道睡觉,我当媳妇的时候,挺着大肚子还得推磨做饭呢。妻子没法,就跟我诉苦。那时,我年轻,不会处理家里的事情,跟母亲说不要这样样,母亲不高兴,说:老婆娘,老婆娘,取了老婆忘了娘,我不听,别跟我说,母亲照旧行事。
由于心情郁闷,工作又累,我得了肺病,人瘦的不到100斤。我求母亲:别闹了,我死了,谁管你啊。母亲说:你死了跟我没关系,我用不着你管,我还有好几个孩子呢。
痛苦不?这就是那个养我疼我的娘吗?无奈,我只好求救于我大哥,大哥也没办法,老太太不跟他走,只好建议我搬出去住,并把我带到了他家养病。
我岳母找到厂里要人搬家,车到家门口,母亲就躺在车轱辘下面哭闹,家也没搬成。我在大哥家养病,妻子只好回了娘家。我病好点以后,我们到外面租房子住,我赌气也不回家,母亲就到处托人带话给我,说想我老儿子了,你们看见他,叫他回来看妈妈,妈妈有话跟他说。
老话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虽说心里记恨母亲,但那母子的血缘是无法改变的,对母亲的感情也是无法割舍的。我心里恨母亲,恨她说话太狠,做事太绝,但那不是仇恨,而是一种怨恨,怨恨母亲不能体恤我有病的身体,不能体谅我痛苦的心情。
我和妻子在外租房三年,期间在家病休了一年。1987年6月,我儿子出生,母亲打听到我租住的地方,来看她的老孙子。临走,掏出五十块钱给我妻子,妈妈不上班,没有钱,这钱还是你大哥给的,留着给孩子买奶粉吧。1987年冬天,厂里从新给我分了房子,我又回到了家属大院。母亲已七十多岁了,但身体很好。我还要单干,不用你们管。
母亲一个人住着,三姐每天给她送饭,老太太没事就找人唠嗑,说她年轻时的往事,说她的痛苦,说她的不幸,说她的苦难经历,说她儿女的家事,说得别人跟着她流泪、伤心。老邻居见了我就说,你妈这辈子不容易,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活几年啊,好好孝敬老人。而每当此时,带给我的除了痛苦,剩下的就是一种深深的无奈。一方面,想想母亲一辈子的不易,我想做一个好儿子;一方面,我已成家,要当一个好丈夫。一个男人这辈子总要面对的这道难题,真不好解啊!
我曾对人说过,我妈嗓门大,老远听到她说话,我两腿就打哆嗦,同事说我说笑话,可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我从心里打怵母亲。
母亲说过,她是阴历七月十五生,她出生的那天不好,是鬼节,而巧的是,母亲去世的那天也是阴历七月十五,她老人家整整活了八十五周年。
母亲是不幸的,她这辈子经受了太多的苦难与痛苦。母亲又是幸福的,她生病期间,白天我三姐照顾她,晚上有我陪着她。怕她生褥疮,我不敢深睡,一夜起来三、四趟为她翻身,换尿褯子,擦身子。
母亲走了,走在了我大哥的后面。大哥去世时,母亲已卧病在床,头脑已不清楚,她大儿子已先她离开了人世。
母亲走了,走的安详。母亲走后的第二年,二姐、三姐和我将母亲的骨灰送回了老家,与父亲的骨灰合葬在了一起。
母亲走了,却把记忆永远地留在了她儿女的心上。
母亲,我勤劳慈祥的母亲
母亲,我勤劳慈祥的母亲
母亲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她的生活都与大山息息相关。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她就几乎天天上山,不是打柴,就是刨药材,要么就是采野菜和采蘑菇。母亲好像是山神,一年四季中,什么季节长什么,哪山出蕨菜、哪山长蘑菇,哪山有山梨,哪山有核桃,哪山长啥药材,她都知道。每当母亲挎筐上山采山货,她在前边走,后边总会跟着一帮人,因为跟着母亲,就会采到更多更好的山货。可我母亲腿脚快,等你在山这边刚刚追上她时,她就跑到山的那边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愿意跟她上山,否则你单独上山,十有八九就会空手而归,跟着母亲走总会多采一些。正因对大山的熟悉,所以,同样是上山,别人只采半筐,而我的母亲却总是满载而归。
我记得每年的清明刚过,下过两场毛毛细雨,母亲便到山坡上或沟塘野地去挖野菜,有猫耳朵、荠荠菜、柳蒿芽、大脑瓜,婆婆丁等山菜,回到家里,母亲就用这些山菜改善伙食,炒柳蒿芽,凉拌婆婆丁,水煮蕨菜,蕨菜炖粉条,刺老芽摊鸡蛋,最好吃的是母亲把大脑瓜剁碎烙成盒子,再有把荠菜熬成汤,味道很是鲜美,那种野菜的清香,再加上母亲的手艺,这野菜做出来的菜堪称美味菜肴,真的让我至今难忘。
等这些山野菜老掉,紧接着就是山上的槐花、刺玫花盛开,母亲便上山把花蕊摘下,用糖把鲜花拌匀,给我们烙成槐花饼、刺玫饼,那饼中有花的芳香好吃极了。立秋过后,母亲又去上山采来榛蘑、白蘑、松树蘑,把这些蘑菇晾干一些,也腌制一些,除掉卖钱,剩下的就是我家一冬天的珍馐美味。秋后,母亲还到野地用网兜捉蚂蚱,回到家之后用油炸,油炸的蚂蚱又酥又脆。为了让我们全家人吃的更好一些,冬天一到,母亲还拿着洋镐和网去河湾破冰捞鱼。对于捞鱼母亲很有经验,她先看看冰下面哪里有鱼在游,便在鱼多的冰面上打一个洞,久困河底的小鱼就来洞口这儿透气,母亲再在冰上咚咚的来回跑步跺脚,把河湾的小鱼都聚到一起。于是,母亲便放下网兜把鱼捞上来,鲜活跳动的小鱼挤挤插插地在网兜里乱蹦,但怎也挣脱不出去。那时我只有六七岁,每当母亲捞鱼时,我也跟着去。因为我还小,不知道母亲的艰辛,只觉得好玩,母亲跺脚我也跟着跺脚,母亲往上拽网我也跟着拽网绳,常常淋了一身的水,为此还常挨母亲的训斥。那时河套里没有污染,小鱼很多,一兜捞不净,但被惊的四下逃散,于是,母亲在冰上再来回跑步跺脚,把惊散的小鱼重新聚扰到一起,然后再下网兜捕捞,如此循环,不多时就捞一水筲。完后我就和母亲抬着回去,除掉送给邻居,剩下的还够我们家吃半个月。
那个年代,我们这里几乎没有细粮,为了给全家改善伙食,母亲还把粗粮细做,娘把玉米面、高粱面、豆面和在一块发酵,蒸成发糕,发糕里有豆子的醇香、高粱米的筋性、玉米面的香甜。每当饽饽蒸熟后,屋里的每个角落都有发糕的香气。母亲烙的煎饼、烙的锅出溜、攥的馇条,不但我们家人爱吃,邻居们也都赞赏,因为母亲心善,做了好东西都要送给邻居们尝鲜。
最使我感动的一件事,是我这辈子都不能忘记的。那是1979年那年的冬天,天冷得特别早,我们班的同学很早就穿上了棉袄,有的女同学还穿上漂亮的花袄罩。可我家穷,我不敢向家长要新衣服,我们姐几个穿的棉袄大都是母亲把穿小的接一圈变大,因此,穿到学校常常遭到同学们嘲笑。这年不光天冷,风还大雪也大,动不动就下起冒烟大雪,但母亲知道这件事后,不顾狂风怒号,顶着冒烟雪,天天上山,早出晚归,采回来很多刺玫果。几天后,母亲的手裂的跟小孩的嘴差不多,手上被刺玫果扎的都是刺。母亲把这些刺玫果放在炕头上,炕干后,就拿到供销社的收购组卖掉,半个月后,终于攒够了钱,给我买了一件浅粉碎花的新袄罩。当时,我扑到母亲怀里放声大哭,妈妈难为你了,我宁可不穿新衣,我也不让你去上山去摘刺玫果了!母亲也哭了,她说,我这身子骨是铁打的,妈没事儿,看到我的孩子穿上新衣裳,妈高兴。
如今,我已步入中年,母亲也快到了古稀之年,头发全白了,但身体还很硬朗,现在还经常上山,只不过脚步的的确确是慢了,但她还是坚持上山,采山菜、采蘑菇、有时她还打柴捡干枝。我们做儿女的怕累坏母亲,不让她上山,可她说,山上空气好,树上的绿叶养眼,我喜欢听鸟儿叫。还说大山对她有恩,是大山养育了我们全家,只要我能走,就让我上山吧。我们当儿女的也理解她对大山的情怀,面对母亲的执着,只好嘱咐她,上山可以,但要加小心,也不要太累了。母亲知道是为她好,对于儿女的嘱告,很听话,虽然照样还是上山,但回来很早。
现在,晚上母亲无事可干,也经常去大街上的秧歌队里去扭秧歌。母亲个子高,腰软,一扭秧歌就乱晃,逗得别人哈哈大笑。虽然母亲扭秧歌的姿势不好,但我支持母亲,只要母亲开心就好,让她把一生的苦辣酸甜都扭进秧歌里面。
我对不起我的母亲
我对不起我的母亲。
母亲对我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基本没有和我谈过希望我将来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但我能看得出来,她不希望我混的很差。可我呢,日子过的浑浑噩噩,不温不火,没有上进心。
上初一的时候,英语老师对我很好,毕竟如何,我是教师子女,内部孩子总是有一定的优待。可我却脾气犯倔,屡次和英语老师发生冲突,最终破罐子破摔,英语成绩总在二三十分晃荡。母亲很着急,和英语老师想尽办法却无能为力。最终,母亲亲自上阵,辅导我英语,但也只有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功效,我彻底对英语失去兴趣,沉沦到底。母亲没有强迫我,只是对我:自己的路自己走,别人可以帮你,但无法替代你,你自己想吧。
初三最后一个学期,班主任调动到广东,我所在的二班面临被拆班的命运。分班结果出来了,我被分到了五班,而五班的班主任恰恰是以严格管理著称而我又最害怕的王老师,我吓坏了。但幸运的是,我们二班最终没有被拆,是因为班主任老师临走时不忍心看着这么优秀的班级就此夭折,于是找到校长求情,最终二班被保留了。事后,我沾沾自喜地对母亲说:幸亏我没去王老师班,要不然日子就不好过了,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巧就分到了她的班。母亲很平淡地说:你分到王老师的班,是我找到她,让她管住你。我听到这话,惊呆了,原来这都是母亲的安排。
初三最后一次月考,我考了班级的倒数第八名,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成绩。有一天,母亲对我说:我问你们冯老师了,局一中我从不抱幻想,只问你能不能考上农场的普通高中,冯老师直摇头,自己的路你自己走,自己看着办吧。听了这话我才意识到危机,最后一个月我开始发奋,重点高中是不可能了,但我以603分顺利考入农场的普通高中,成绩还可以。接到录取通知书,母亲什么话都没说。
上了高中,我仍然不愠不火,高一的时候多少知道学习了,考过班级第七名,那一年,母亲顺心了不少。但是横生枝节,职业高中办了个中专班,四年制,毕业包分配,但学费昂贵。我虽然高一对学习上了点心,但以我做事无长劲的惯例,很多人都看出来,我高二必败。有个老师是母亲的铁姐妹,对母亲说我成绩不行,让我转学到职业高中的中专班,毕业就会有工作,比上高中更把握。但母亲说,我儿子在文科上有天赋,分科之后上文科,应该不成问题。但架不住其他老师也纷纷劝说,母亲征求我的意见,我气冲冲的说:我凭什么考不上大学,我要上大学,打死我也不去职高。母亲很高兴,说只要你有目标,妈妈就支持你。最终,我得以继续完成高中学业。职业高中的中专班拉走了不少比我成绩好的学生,但四年后,他们没有包分配,而我以并不突出的成绩终于算是磕磕绊绊通过了高考,走出了农场。
高中时,我英语、数学一塌糊涂,完全不在状态,凭借语文、历史、政治是不足以平衡我的成绩的。母亲做出了决定,送我去辽宁,进我姑父工作的省级重点高中,让姑父管我,他是校长,数理化方面的名师。母亲明白,她辅导我英语,我是不会听她的。而换了姑父辅导我数学,姑父没有妈亲,有威严,没准我会有所长进。就这样,我到了辽宁,进了姑父工作的高中当了一名寄读生,学费一年3400元,是我在农场高中学费的9倍。学了几个月,学校突然通知我,让我另交一笔钱。我打电话给母亲,没几天,钱到了,我又开始每天上课睡觉,继续神游一样的混日子。
寒假期间,我回了黑龙江,和母亲谈起钱的事,母亲愣怔了半天,说家里没钱,她不得已挪用了学生交上来的伙食费。我一听,吓坏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母亲又是半天没有说话,最终才叹了口气,说:我已经借钱还上了,你放心,没有任何问题。我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才决定挪用学生的伙食费,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情。你要用功,不要浑浑噩噩了,不要再耍小聪明了。这一次,我流泪了,是我的不孝行为,逼迫得母亲差点犯了大错误。我实在是对不起母亲。
2000年5月我正在上大学,接到母亲的一封信,信很短,只是说她想我,希望我能回齐齐哈尔去看她,并指出了我给她写信时一处语病。我当时冥冥中感觉有点不对劲。到了齐齐哈尔,我先去我舅舅家,舅舅对我说:你妈生了点小病。我感觉不好,问严重吗?舅舅说:不严重,吃完饭你就去医院,我让小宇送你去。我神思恍惚,吃饭的时候完全不在状态。到了医院,我才发现母亲昏迷不醒,全身都是医疗用的管子,插着心电,随时观察心脏跳动。二姐当时正守护在床边,带着哭腔对我说:咱妈不行了,医生让准备后事呢。我当时两眼一黑,嚎啕大哭,不敢进去病房,只是蹲在走廊痛哭。我这才意识到,我可能要失去母亲了。也不知道哭了多久,在护士的劝说下,我才逐渐清醒,才知道挽救母亲的生命才是当务之急。最终,昏迷了一个多月后,母亲终于苏醒,战胜了心肌梗塞和脑梗塞。只是母亲脑部受损,再也不认识字了,记忆力减退的厉害。2000年的夏天,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一段灰色日子,母亲的生病给我全家的冲击是我们这个普通家庭最大的一次。我想起爸爸悲伤的眼神,大姐拼命的四处借钱,二姐在医院里四处协调医护人员。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守在病床前照顾她。我为自己的无能愧疚不已。
母亲大难不死,但也仅仅坚持了9年而已,2009年6月的一个晚上,我监考结束,突然接到大姐的电话,说母亲病了,让我赶快从海南赶回东北。大姐虽然说的轻描淡写,但我仍然意识到,母亲可能过不了这一关了,否则大姐不会让我千里迢迢从海南赶回黑龙江。我当天夜里请假回家,直到四天之后才回到齐齐哈尔,下车后直奔医院。
我再次见到母亲,但她却出奇的平静,身上没有各种医疗管子,也能吃东西,只是无法站立,只能躺在床上。姐姐告诉我,这次不是脑梗塞和心肌梗塞,是癌症,已经是晚期了。我说:咱妈知道是什么病吗?,姐姐说:没告诉她,但咱妈这么聪明,估计她能猜到。
医生已经下了诊断,告诉我们母亲在医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还是回家静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而且母亲也想回家,就这样,母亲被接回了家。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在家陪母亲。时间转瞬即逝,海南有工作必须要走,临走时,我多么希望母亲能支持到明年的1月等我回来。临走时,我看了她最后一眼,她只是说:快走吧,别耽误火车。母亲不是小女人,从来没有任何女人特有的撒娇或者娇柔,从来都是坚强的女教师。即便是与儿子的最终离别,母亲也没有流泪。
2009年9月6日,星期日,晚上我正在开会,接到了大姐的电话,大姐哽咽着告诉我:咱妈没了,昨天夜里,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我默默无语,只是说:知道了,但挂了电话,心里却悲痛的无以形容,尽管我预料到这一天迟早会来,但还是没想到会这么快,母亲终年59岁。
我的母亲就这么走了,我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没有给她送终,没有参加她的葬礼,所有的一切,都是两个姐姐和姐夫一手操办。
两个月后,二姐要去山东买房子,对我说,母亲生前留下话,让两个姐姐照顾我,而我却连女朋友都没有,还是和她一起在山东买套房子吧,有个窝再说。而母亲对我最后的帮助就是留下了一笔钱做首付,让我买一栋房子,全部的爱都在这栋房子里。
九年过去了,我在梦里多次遇到母亲,梦到过她坐在火车上对我笑,梦见过她恨铁不成钢打过我,也梦见过她生前去北京时高兴的样子。而我呢,厌学、叛逆、孤傲、无所事事、没有上进心、做事拖沓、浑浑噩噩,完全一个混不吝。我居然连母亲节都不知道,直到在微信里看到有人祝福自己的母亲,我才知道母亲节。我实在是对不起我的母亲愿她在地下原谅我这个不孝之子。